曾几何时，寄生虫、肝炎、霍乱、天花等传染病一直是我国卫生防疫的天敌和重点，传染病学科也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首选专业。物换星移，当历史的脚步踏进70年代门槛以后，伴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寄生虫、霍乱、天花等已扫荡殆尽，传染病专业因此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一学科也成为“没落学科”，在许多医院始终坐着“末排板凳”。
然而就是在这一“末排板凳”上，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传染科教授骆抗先，为了摘掉中国“乙肝大国”的帽子，致力于病毒性肝炎研究，默默无闻，艰难跋涉，先后发表论文106篇，独立完成85万字的《乙型肝炎的基础与临床》巨著，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等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先后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他创建并主持的肝炎基础实验室被确定为广东省及全军重点实验室。日前，中央军委发布通令，为骆抗先荣记二等功，表彰他的先进事迹。
如果把骆抗先每一项成果的获得看作是“整取”的话，那么，“整取”的背后却是他一生心血的“零存”。
“比起同行，我一算不上聪明，二没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我是在我认准的路子上，以不懈的努力和勤奋零存罢了。”骆抗先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据他的老伴介绍，骆抗先自打1954年大学毕业以来，没有休过一次假，即使在节假日，他也大都泡在了病房和实验室。
骆抗先在30年的乙肝研究中，以其超常的前瞻性和敏锐性，不断追踪世界科学前沿，将我国乙肝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他不仅是军内国内最早将PRC技术引入乙肝研究的学者之一，还在研究乙肝变异毒株的生物学作用及抗癌基因对细胞凋亡的调控等尖端领域走在国内或国际同行的前列。
骆抗先在追踪传染病学前沿的角色中，以课题促学科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前进。如今，从几个瓶瓶罐罐发展起来的肝炎基础实验室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被广东省和全军批准为重点实验室。
1996年底，某军事学校700多名学生转氨酶不明原因地增高，疫情面达61％，其中有20多人因感染严重被送进部队医院。
总后勤部卫生防疫部门马上责成一医大派专家去现场调研和协助防治工作。身为全军传染病专业组长的骆抗先在这一紧急关口，临危受命，再次披挂上阵。到达疫区后，骆抗先一头扎进调研中，他先是同当地防疫人员做好控制疫情工作，对疫区进行消毒，查看病人的血清和粪便样本，排除了食物和农药中毒的可能性。驻地有外训基地，会不会是西方病种传播？或因为附近放射源的泄漏，经调查和检测现场的有机物，这些假设被一个个推翻。接着甲肝、乙肝、丙肝等肝炎也一个个被否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骆抗先从当地商场买来三台大冰箱，一点一点地收集病人大便和血清标本。在过年的钟声敲响时，他才携标本返家。
回到广州后，骆抗先和章廉教授组织攻关小组，经过一年多动物实验和分子病毒学实验，在尝尽了失败连着失望的痛苦之后，终于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基因组成段，在病人急性期和潜伏期，其粪便有85％的检出率。这是继甲型和戊型肝炎后发现的世界上第三种经胃肠传播的肝炎病毒。这一重大发现，为进一步确定其病毒肝炎归属，研究临床表现和探索预防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
培养了63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骆抗先，对“导师”一词有自己更深刻的理解。他说：导师的英文是advicer，是讨论、商榷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拿着指挥棒的人或者是当甩手掌柜。导师，除了要有丰富的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对学生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了解，否则，对学生起不到启发引导的作用，甚至出现误导。
80年代末期，骆抗先在运用先进的聚合酶链（PCR）技术做血清检测实验时，发现表面抗原阴性者也有乙肝感染。在证实这一新的发现时，被一些技术问题所困扰。他把病毒学的研究生周荣找来，拜他为师，经过半年多的共同研究，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并最终阐述了我国表面抗原阴性感染乙肝的发病机理，在分子生物学技术解决病毒性肝炎研究及临床意义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的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后，被世界各地同行纷纷引用。
骆抗先继率先发现经输血传播的病毒（TTV）也可经肠道传播后，他就把目光盯在了TTV分子生物学及自然史的研究，他特招了武大病毒学的肖红博士生，指导肖红从事TTV病毒特症的研究。每当肖红遇到技术难题找到骆抗先时，他能个别解决的就个别解决，不能个别解决的就组织讨论，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送出去学习。半年多来，他指导肖博士先后攻克了大便中抽提DNA等一系列相关的技术难题，完成了TTV在基因库中的登记工作。
为了摸清病毒变异的发病机制，骆抗先于1992年着手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100多万资金。一年后，他又派弟子侯金林带着血清样本到英国圣玛俐皇爱医院进修病毒性肝炎实验室工作，并首次以中国学者骆抗先的名义在英国申请了基金，很快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两个新的变异点。论文先后在《国际病毒学杂志》、《国际传染学杂志》发表，其中，在中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阴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发现插入变异株属国内外最早报道。回国后，侯金林在骆抗先的指导下，运用国外带回的高新技术继续攻关，很快认清了病毒变异过程和原因，发现了中国人感染毒株的变异热点，在国内最早证明了表面抗原阴性者也可以是乙肝，并建立了快速筛选检系统，为防止变异乙肝在我国的流行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9年4月23日，星期五，骆抗先应邀到昆明作“乙肝病人的干扰素治疗”学术报告。当地安排骆抗先到西双版纳旅游，可是骆抗先作完报告后，便立即离开了昆明，赶回广州，因为他还有个铁的规矩———星期六上午出专家门诊，他不能让等了一个星期的病人失望。多少年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到病房走一走，看一看；哪个病号的病情严重了，他宁肯等病人的病情稳定后再走；哪个病号的病情复杂，他要与同行研究出最佳治疗方案后才肯离开。
自1979年担任传染科主任以来，骆抗先言传身教，诠释着医生向病人应尽怎样的爱心。
科里有几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医生，搞实验研究比较拿手，但临床一般。骆抗先并没有让他们“扬长避短”，而是指导他们到临床回炉加温，在“补短”的情况下“扬长”。当这几位医生每天面对病人，感受病人的痛苦之后，他们更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于是，在临床上的摸爬滚打之中，他们的心与病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90年代以来，国内外治疗乙肝的普通方法是干扰素治疗。但一个疗程的治疗费要二、三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患者来讲，是很难承受的。如何让病人花钱少，治好病，或者达到最好疗效，骆抗先和他的助手们发明了“综合分析用药法”，即先抽血、穿刺检查，然后通过电视显微镜进行病理分析，依据病人的转氨酶水平，炎症和肝脏病变程度，集体会诊，确定是否采用干扰素治疗，对适宜的对象则精心计算用药量和用药时机。在对经过筛选后的对象实施相应的干扰素治疗后，有效率达70％—80％，而病人的费用则减少了一半。
暂时的成功并没有让骆抗先和他的助手们陶醉。为了尽量减轻患者干扰素治疗中的不良反应，让更多的患者不再望医兴叹，骆抗先和章廉主任与中山大学化学系的科技工作者合作，又开始了抗肝炎病毒的脂质体干扰素的研制及实验研究。即把由磷脂等成份制的脂质体干扰素混匀，然后将其注入患者皮下，使之能随血液浓集并作用于肝组织。这一疗法不仅减少了血中酶对干扰素的破坏，而且由于其缓释定向作用，延缓了药物在体内的半衰期，进一步提高了干扰素的有效利用度。有的患者病愈出院时感动地说：“骆教授又研制出了适合咱老百姓的新疗法。”
